2025年的第一次出走是香港，仿佛是一场戏剧桥段，周一的下午我会在香港国金，周二的下午我将在上海国金，而这几幢楼在以往的许多年，我都没有走进去过了——似乎，今年开年的几天，依旧有一些“旧游如梦”故事的质感。
跨年到周日飞之前都在上海，想要把身心整理一下，却发觉稍有些感冒和喉痛，一两天就好了。这两年已经很少有长时间的身体不舒服，咽喉也好了许多，这偶尔让我有些放松警惕。人总是在危机远去的时候丧失那种处于危机中的恐惧，其实能力并未见涨，相反，身心还因疲劳和麻木变得更难克服危机了，在人类过往的口述里常常用“经验”来规避危机的到来，因为大家都知道，再来时不一定能够克服了。危机的背后是惯常的“无危机”，其中一部分是工作。开年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是述职，从2018年和2019年交界时，就养成了每年找一天或一两天与自己强关联的员工的沟通，以前人少时全公司的人都会聊，中间人最多时变成了一个人事动作，而今回到了人少的状态，这个习惯倒变成了作为一种“职业要求”给予我自身的某种回忆和复盘。
多数人其实是不爱工作的，对名为劳动实践的某种肉体与心灵的记忆，也没有珍藏过。在《创世纪》里，工作是一种对亚当罪孽的惩罚；在拉丁语中，劳动表示痛苦的惩罚和苦难，甚至被用作集中营的标志——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大门上写着“劳动使人自由”；在共产主义社会中，人们可以“今天做这件事，明天做那件事，早上去打猎，下午钓鱼，晚上养牛，午饭后批评，随心所欲”——唯独不是倡导工作。员工也许并不了解“劳动实践”的某种人文主义里悲观语境，他们更多将这样一个几十分钟的汇报当做是自己劳动报酬的凭据，积极一些的当做是对往年的复盘和新年的激励，消极一些的当做是一个不置可否的任务和不做不行的差使。今年的述职我本来也抱着这样的期待，因为2024年的职业生涯确实乏善可陈，工作里我的预期几乎降到了底线。
1月3日，与员工的交谈从早晨9点延续到下午3点，让我颇有意外的是，今年的交谈里，同事们给我心力的激励感倒是很强，相反，本来心理做了很大的预期和准备，要给予同事的安抚感，倒不需要自己多使劲。这种由他人支撑的使人心力的向上甚至让我感到有些惊异。我亦有反思，或许是23年和24年工作中于自己以及于他人都放低了期待，一些现实成就感的丧失叠加一些虚无深处感动的缺乏，让这两年这种劳动实践对我的支撑感弱了，回头想想，或许员工比我想的要健壮，而自己也比自己想的要功利和短视。
在更早以前的日记里，我写到，希望工作场所是一个栖息地，栖息地是一段又一段的独自或集体飞翔的落脚点，但不是巢穴。现在想想，我可能也低估了在落脚处共同相处的某种力量的蓄积，尤其是同行人的力量。同事中有一些共事一年，有一些已经共事五六年了，我的职业生涯里有三分之二以强的时间与他们共处一室；若以一年200天每天8小时的共处，多一些的，我可能也与他们相处一万个小时了，或许他们对某个我的熟悉大于我的父亲母亲现今对某个我的熟悉吧，何况每个人各不相同，我也在理解他们他们的生活——这是一种体验，对我来说很重要。他人是个人体验的一部分，也是个体理解自己的镜子。述职是一种沟通，通过沟通的尝试，我们理解到生命个体的不同，从而理解这个世界和世界中个体的独特性。但这也是一种交易，我于他们是对手方，我们期待这场交易的付出和收获尽可能是公平的，我亦不可避免的无法那么理想化，尤其现今的社会机制，企业和劳动者是有本质矛盾的，企业存在的基点在于对劳动者剩余价值的剥削，它的效益来源于你所生产的价值——如果无法所有人都快乐，那么希望场面更有利于自己这边。
述职之前的一天，莫名其妙的是，我和王笑阳久违的有了一场对话，同样是讨论工作和职业生涯。
在家族中，我们作为表姐弟相似却又完全不同，又或者只有血缘相似或者是生活的城市同在常州和上海。读书时，她初中二十四中高中省常中，文科；我初中正衡高中一中，理科；学生时代最印象深刻的记忆恐怕是高二高三借住在舅妈家，我与她那时候都在与同学恋爱中，有一次在她房间里讨论红楼梦和作文了，高考一文一理，我们两全省排名加起来都未超过100这个数字，但我们也都没有读上自己最想读的那个学校和那个专业。在走出学校后，我们亦是两个方向——她选择了一个两个无风险的工作，早早结婚生子，我的姐夫是一个没有那么多“花头精”的山东男人；而我选择了一个连明日在何处都未知的工作，现今还未有所谓“家庭”的构筑。
何况我很久没有和她推心置腹的谈了，亲人有时候往往更远。
后来我想想，对话里是一段10年的人生故事：
“行动了，偷摸摸的（家长们都不知道），去年考了个编，平均分过了，进面分还差很多。”
“考试我感觉还是只能做个手段，去获取一个结果或者佐证，那今年啥想法，加大力度？”
“差不多吧，再试试，我对自己信心也不是很大，毕竟后生如狼似虎。“
“竞争环境不一样真的，我现在专注一小时看书或者学东西都很累，体力也不一样了，你还得带小孩，更难。”
“那你姐姐厉害一点，专注1小时轻轻松松， 我只是没时间,，我觉得这是一件拼时间的事情。”
然后：
“不用考虑可能性，就纯职业理想或者兴趣，你在这个年龄段最想做什么名之为”职业“的哪个工作。”
“某种程度上我的目标已经达到了，我就想做个编辑，当然最好是出版社的编辑”；“所以目前的工作本身我并不反感，和项目之间也是有羁绊的，毕竟有好几个是我和现在的伙伴一手带起来的。”
“我现在有时候会用以终为始的方法想问题，因为我和更多人接触后我发觉，往往大家低估了理想和终点的重要性，又高估了过程和可行性的难度。”；“我觉得这样会更不容易后悔一点，在选择上你比我要理智和可兑现性高一些，但我基本很少后悔过，因为我可能一开始就比较理想化或者贪心。”
“你觉得理智和理想是对立的吗？”
“不对立，所以我觉得我用词是准确的的呀”
……
“即使是日常工作，也可以视作一种手段。”
“不要理想化工作或者岗位或者劳动实践，这个我赞同”；“主要还是回头很难的，我现在觉得回头好难啊，只能往前走”。
“那我觉得可能是这里没有说清楚。职业理想不代表我的理想的全部。我虽然还不知道我不可舍弃的是什么，但我知道职业理想对我来说也是可以舍弃的。”；“回不回头，是不是回头，或者回头值不值得，我觉得都要实践了再看看。这两年我觉得我可能是上年纪的，我也得很多事都是一念之间的。是不是回头，看你怎么看了。”
“有两个点还是和你接近的，一个是我也一样，不知道自己不可舍弃的是什么，或者生命历程里面到底有没有这种类目的东西，还不清楚，感觉还得多经历一些。”；“一个是很多事情确实就是一念之间的，也没什么想清楚想不清楚，比如回头这事，但个人风格还是重要的，保持一种风格会比较帅，比如总不回头。”
“哈哈哈哈哈，帅要帅的对吧。”
“有一些呢有差别，劳动实践和劳动实践产出一个足够好的”成果“对我来说还是很重要的，目前不愿意舍弃，所以还在支撑着，就是我对当前这个工作的某个结果还是很重视的，或者崩塌了没有结果，那也是一种结果。”
“那怎么样才是有结果呢，或者你怎么判断足够好呢？”
“我心里其实还是有个比较中庸的预期的，对我现在的这个工作，到了这个预期的结果后我应该会主动结束，做新的事情。”
“你想得还挺多。。”；“我只希望生命可以晚一点落幕，能够有更长久的陪伴。”
“那我不是，我是觉得长短对我来说一直重要性不高，甚至比较后面，”好看“和”独特“我满看重的，甚至”独特“在前”。：”
……
2日的对话结束。
其实3日我回到家后凝神想了很久，又重看淡豹的那段话，但却还没有更澄明的想清楚。在同事述职的感受和与姐姐的对话中，有很多东西是反的是矛盾的，工作或是名为劳动实践的这部分，我现在内心有矛盾的东西。
那段话里是：
“当某一天我们死去，是我们曾经的劳作定义我们的性命，给命一个性质。不是爱，不是牺牲，不是家庭，不是曾经有过的完美关系，不是某一段关系中的奉献、隐忍、灵魂的激动等等这些或许也有内在价值之物，是我们那些可以称之为实践（practice）的东西把我们生命的印迹刻在地表，让我们能多多少少幸福地死。“
所以，相爱，继续工作。不相爱了，继续工作。亲人离开，继续工作。生育，继续工作。在孤独、光荣和怀疑中工作。当时我在讲劳动，劳动创造的价值可能会给人生带来更丰富或更稳定的幸福感。我到今天也这样认为。
而一个更好的世界，是我们的人生叙事可以整全、不被打断的世界，是我们对爱和劳动的追求不会必然地让我们陷于困局的世界。”
马上登机了。
2025年1月6日傍晚，于香港机场
